刑事检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新实践的五个维度

时间：2025-04-01　　作者：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字号：大 | 中 | 小】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要长期坚持好贯彻好。”刑事政策的变动性与刑事法律的稳定性之间的互动性、互补性，为刑事政策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必要空间。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国际环境的变化、犯罪态势的变动等，在具体运行中作出必要调整。

一、宽严审势：坚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重要遵循。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牢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理念内涵、原则方法、目标任务，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对于国家安全的总体布局。安全与稳定是人民生存和国家发展的基石。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置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了专门部署。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有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必须始终把依法办理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案件放在首要位置，善于在国家利益语境下衡量法律政策适用，善于在国际国内大势中把握犯罪态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最有利的安全环境。

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最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整体安全着眼，把个案处理放在社会治安大势之中考量。

要牢牢把握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要求。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检察机关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面对涉及政治安全的案件，必须毫不手软，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把握刑事政策，严密防范抵御“颜色革命”，坚决防范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暴恐等活动，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要牢牢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颠覆性风险的底线，融合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来准确适用法律，善于识别办案中容易诱发重大矛盾风险的敏感因素和苗头性问题，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严防风险传导升级，坚决避免一般刑事案件引发的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性风险。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面对国家安全的复杂背景，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度收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其次，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西方国家“两极化”或“重刑主义”刑事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强调刑事政策既可能犯罪化也可能非犯罪化，既对严重犯罪做到重中有轻、严中有宽，也对轻微犯罪做到轻中有重、宽中有严。最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髓在于“宽严审时、区别对待”。就是要将刑事政策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综合考量，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和犯罪态势决定严和宽的适用，对于不同的犯罪区分情况、差别对待，从而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并举、宽严协同、宽严互补、宽严有度。

二、宽严有据：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应勇检察长深刻指出，“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不是法外加重。宽严相济的首要前提是严格依法”，这对检察机关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坚守罪刑法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灵活机制为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以安全机制为特点，二者产生紧张关系是必然现象，关键在于合理调控，实现“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双向贯通。检察人员不能直接法外定罪量刑，亦不能擅自以刑法解释的名义进行司法造法。应当将刑事政策融入刑法教义学体系，实现刑法规范和刑事政策的贯通衔接、一体运用，确保宽与严的标准都符合构成要件、贯彻罪刑法定。

坚守罪责刑相适应。树立正确的犯罪控制观、刑罚功能观和人权保障观，把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作为衡量刑事检察办案质量不可分割的统一标准，重视罪—责—刑的对应关系，确保个案宽严适当。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要让被告人依法受到刑事追诉，也要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要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区别对待”，不得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检察机关应当着力消除法律歧视，破除法律特权，坚持定罪、量刑、行刑一律平等，还要坚持改革于法有据，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名，随意进行突破法律规定的司法创新。

坚守客观公正立场。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不仅是犯罪追诉人，也是无辜保护者、人权捍卫者。检察履职办案必须坚持实质化审查、全面性审查、穿透式审查、亲历性审查，同等重视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的证据。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不仅要让犯罪者得到应有的刑罚惩罚，也要注意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依法监督纠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违法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等行为。

三、宽严有循：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检察机关必须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观念，促进刑事政策与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既有力惩治犯罪又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

正确认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刑事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需要在政策目标、政策功能、政策价值、政策执行等方面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二者均为“规则之治”，都具有规范指引、维护秩序、调整利益、稳定预期的功能。二者均以“公平”为价值追求，刑事政策的宽严尺度需要与经济政策的市场公平、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平衡、民生政策的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等形成价值共振。二者必须增强耦合性，只有形成执行合力，才能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障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

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主要内容。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或出台检察政策时，需要重点考量对经济运行会否产生收缩性、抑制性影响，对社会预期会否产生不稳定因素，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会否产生相反作用，与我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会否不磨合，既要避免与其他政策相互冲突，也要避免出现“合成谬误”。

健全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落实机制。明确评估原则，厘清评估范围，规范评估内容，完善评估方法，坚持原则性、前瞻性、科学性、全面性，不折不扣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依据制定实施具体刑事政策，准确把握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切实提升刑事政策的针对性、精准性。

四、宽严有承：坚持在“两个结合”指引下创新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和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正确分析把握当代中国的犯罪治理问题，确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大局发挥作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内容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法治上层建筑，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并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生活与相对稳定的刑事法律规范之间的调节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当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后，法律的实施过程实质上就是党的意志的贯彻过程，检察机关必须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找准依法惩治犯罪行为和人民群众法治需求之间的契合点，把握好刑事政策的宽严尺度。

自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发展和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古代的宽猛相济思想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思想基础。我国古代刑起于兵、政刑一体，法律从源头就带有严的特点。后来，先秦时期子产提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强调一味的宽厚和一味的严威都不行，需要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民众的怠慢，用宽厚的政策治愈民众的伤害。宽猛相济思想被封建历代君主奉为圭臬，其所包含的惟恤之刑、明刑弼教、宥过刑故、罪疑惟轻、刚柔并济、明德慎罚、援法断罪、罚当其罪、列用中罚、世轻世重、德主刑辅等理念和方法，可以从天下观念、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和合思想、中庸思想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找到文明基因。宽猛相济思想最重要的方法是“世轻世重”“三国三典”，既认为刑事政策必须具有稳定性，不可变幻无常，但从长远看又不能一成不变。“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形成了我国古代刑事政策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宽猛相济思想也存在很大局限。我国传统刑法文化中“慎刑”主义与“重刑”主义相对立、相争鸣，构成了矛盾冲突的多重性格，一方面容易陷入既依靠重刑实施威慑又为了实现威慑不得不用重刑的逻辑怪圈，另一方面容易从泛道德主义走向泛刑主义，让刑法逾越自己的规范领域，将本应由道德评价的行为上升为需要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造成刑事法网的打击面过大。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将基本刑事政策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演变为惩治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定型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汲取了中国古代宽猛相济思想的精华，又克服了其种种弊端与历史局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高度契合。创新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丰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检察实践；也要注意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具有中国性、现代性、指导性、实践性。

五、宽严有方：坚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检察实践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国家治理、犯罪治理的新要求，检察机关既要把已有的制度措施、法律规范准确落实，也要及时把实践证明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推动转化为法律规则，还要伴随未来刑事立法的新发展进一步丰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检察实践。

完善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系统研究检察环节安全稳定问题及对策，加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重大敏感案件办理、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适用，加强安全领域和跨境犯罪领域执法司法国际合作，深化常态化扫黑除恶、网络检察工作、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完善定罪中的宽严相济。由于立法越来越多地在罪刑规范中使用概括性表述，只对犯罪化的范围进行大致界定，刑事政策对于刑法适用的积极作用将会越来越大。首先，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把入罪门槛。在依法准确适用入罪条件的同时，对于部分入罪标准模糊的轻微犯罪，可以出台操作性强的司法解释；对于部分已有入罪标准的轻罪案件，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一步适时调整。其次，要坚持实质性解释，畅通出罪渠道。有必要区分立法意义的轻微犯罪和司法意义的轻微犯罪，并通过准确适用撤案与不起诉制度、区分自然犯与行政犯、区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坚持罪刑法定前提下的实质性解释，发挥好刑事司法的犯罪过滤与出罪功能。

完善量刑中的宽严相济。定罪与量刑的有效对接，需要借助刑法解释来完成。有必要对量刑情节问题作体系化思考，扩充和丰富量刑的根据，对法定量刑情节尽可能加以翔实规定，并将更多的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要进一步深化对量刑情节和量刑程序的研究，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够精准实施。

完善适用强制措施中的宽严相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完善逮捕条件，完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配套保障，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加强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执行情况的监督，完善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置，更加全面地落实人权保障原则。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进宽严相济。确立控辩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律师辩护权，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规范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的关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与发挥检察审前主导作用相结合，坚持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以及法院对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的有效做法，加强法院的实质性审查以及对量刑建议的适当性审查。规范“认罪”“认罚”“从宽”要素的教义学解释，明确和细化普通程序与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控辩协商程序相互之间的转换机制，构建更加完善的证据规则和证据制度。

完善不起诉制度促进宽严相济。按照“梯次递进”的思路来改革不起诉体系，依法、准确、规范适用不起诉，防止混用三种不起诉类型。严格落实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制度，积极推动刑诉法修改，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将微罪及轻罪均纳入其适用范围；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轻罪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扩大适用至成年人轻罪案件，从而在刑事诉讼检察环节建立起更加完整的刑事追诉分层处理体系。

完善刑罚处罚中的宽严相济。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刑罚文化的养分，推进刑罚现代化。要完善短期自由刑、限制自由刑，减少徒刑的设置；改革管制刑，进一步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建立徒刑——管制转处制度；建立社区刑制度，将社区矫正刑种化；完善财产刑，肯定罚金刑主刑资格；完善资格刑，对于具有特定职业身份、特殊职业技能的轻罪犯罪人，可以设置“剥夺从事特定职业或营业的权利”。未来这些刑罚处罚手段的完善与适用，必将为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更多支撑。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犯罪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检察机关因应时代变化，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老话题进行新展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相结合，检察实践与规范刑事法学相融合，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贯通，推动完成宽严相济从刑事政策到文明范式的话语跃升，构建起能够解释“中国法治奇迹”的理论工具，为续写“中国之治”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新的中国方案。